尹建莉: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“不管”孩子
一个被管制太多的孩子,他会逐渐从权威家长手下的“听差”,变成自身坏习惯的“奴隶”;他的坏习惯让他痛苦,却又不知如何摆脱……
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“不管”孩子
文|尹建莉(教育专家、作家,曾从教多年,现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及咨询工作,著作有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)
呕心沥血地管着孩子,最终却教成这个样子
有一天,我的一个朋友约我聊天,她的一位女同事毕业于名牌大学,工作出色,人也漂亮,为人处世都不错,是个近乎完美的女人,所以也是个理想主义者,在爱情上奉行宁缺毋滥,一直蹉跎到36岁才结婚。
当她的孩子还在襁褓中,她就给他读唐诗。她自己也读了很多家教方面的书,得知早期启蒙特别重要。孩子刚学说话,她就天天用汉语、英语两种语言和他说话。孩子确实也表现得聪明伶俐,上幼儿园后,有一家心理研究所来幼儿园采集数据,对孩子们进行了智商测验,结果当然是保密的。
但后来园长悄悄告诉她,她儿子全园第一名。她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家长,并相信自己倾尽全力,一定会教育出一个出色的孩子,甚至是个神童。
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,大到说话如何发音标准,小到如何抓筷子如何玩耍,都进行着认真的指导,只要孩子哪些地方做得不好,就立即指出来,并告诉孩子应该如何做。
她希望通过这样严苛的方式让孩子长记性。
我的朋友说,她去过几次这位女同事的家,发现同事对孩子那真是叫用心。虽然人在和你说话,但感觉她的心总是在孩子身上放着,不时地告诉孩子一句,比如“到写作业时间了”,“手上的水没擦干净,再去擦一下”,“别穿那双鞋,这双和你的衣服搭配好看”。
朋友感叹说,当妈的都做到这个程度了,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孩子越来越差。而且性格特别内向,既不听话,又显得很颓废。他妈妈实在想不明白,自己呕心沥血教育的孩子,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,她觉得这是命运在捉弄她。
对孩子,“不管”是最好的“管”
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妈妈身上。改善的方法很简单,但正因为简单,这位妈妈恐怕也难以做到,或者说她根本就不愿意去做。在朋友疑惑的目光中我告诉她,这位好强的妈妈,她的问题就是对孩子管得太细太严。治疗的方法当然是反面,就是“不管”。
“不管?”朋友睁大眼睛。
我说,可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:对孩子管得特别细特别严的家长,大都是在工作、生活等方面很用心的人,成功动机在他们的生命中始终比较强,他们的自我管理往往做得很好,在工作或事业上属于那种放哪儿都会干好,都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。同样,在孩子的教育上,他们成功心更切,也很自信,把对自己的管理,都拿来套用到孩子身上。可是,他们基本上都失望了。
儿童不是一块石头,成人刻刀所到之处留下的,并不完全是雕刻者单方面的想法。假如一定要把父母比喻为一个雕刻师,那教育这种雕刻所留下的痕迹则是雕刻与被雕刻双方互动形成的。
作为雕刻者的父母如果看不到这种互动性,漠视儿童的感觉,以为在受教育方面,儿童就是块没有弹性的石头,刻什么样长什么样,那么一块璞玉在他手中也会变成一块顽石,或一堆碎料——看不到这种互动性,就谈不上尊重儿童。
不尊重儿童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孩子管制太多,也就是指导或干涉太多,孩子的许多正常生长秩序被打乱了。
朋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我接着说,从你的陈述中我可以感觉到,这位家长确实很用心,但实际上她的行为里教育要素很少,更多地是“指令”和“监视”。指令和监视是教育吗?不是!教育如果这么简单,每个家长都可称心如愿,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恨铁不成钢的悲叹了。指令和监视的主要成分就是管制。
现在家家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孩子,家长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孩子。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儿童教育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中,所以每个做父母的在开始时都铆足了劲,要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。
但儿童教育是件更重艺术,不重辛苦的事。只有那些注重教育艺术的人才会把孩子教育好。瞎用功,乱用力,只会把事越做越坏——这可以解释你这位同事的孩子为什么会每况愈下。
我接着分析这位妈妈,她在孩子面前其实一直扮演着一个权威的角色,因为只有权威才有资格对别人进行不间断的指令和监视。而就人的天性来说,没有人喜欢自己眼前整天矗立一个权威。
所有对权威的服从都伴随着压抑和不快,都会形成内心的冲突——孩子当然不会对这个问题有这么清楚的认识,他只是经常感到不舒服,觉得做什么事都不自由,常不能令大人满意,这让他感觉很烦。于是他慢慢变得不听话,没有自控力,不自信,笨拙而苦闷。所以,家长一定要对“过犹不及”这回事有所警觉,不要在孩子面前充当权威(尽管是以温和的爱的形式出现)。
一个被管制太多的孩子,他会逐渐从权威家长手下的“听差”,变成自身坏习惯的“奴隶”。不是他心里不想摆脱,是他没有能力摆脱。我们成人不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吗。
所以,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想法总结为:“不管”是最好的“管”。
给孩子放松的成长空间
看朋友有些惊讶,我对她讲了下面一件事。
前几天遇到一位父亲训儿子说,我小时候家里孩子多,你爷爷奶奶忙,谁管我啊,我能走到今天,不就是靠自觉吗。我和你妈妈对你多关心,每天花那么多时间陪你学习,你却一点不懂得努力,你怎么就那么不自觉呢?
因为我和这位父亲很熟,就直率地对他说:你这是说对了,就是因为你小时候没人管,才学会了自觉;你儿子不自觉,恰是因为他太“有人管”了。该他自己想的,父母都替他想到了;该他自己感受的,父母都去给他提醒了,他干吗还要自己去留这个神呢,他哪里有机会学习自我管理呢?
这位父亲对我的话很不满意,他反驳说,“照你这样说,不去管孩子,倒是可以做好家长,我们这么用心却错了?!”
这位父亲的反应并不意外。我遇到不少对孩子管制太多的家长,总想说服他们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和时间,给孩子一些犯错误的机会,就提议让他们以后少管孩子——这是改变问题的必经之路。但我的提议多半会遭到家长类似的质问。在他们看来,让家长“不管”孩子,就如同让他们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一样刺耳和反感。
对一个孩子来说,“不自觉”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,但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问题,比如理性不足、厌倦感、自制力差、价值观不成熟、缺少自尊、自卑等。说实在的,这一系列的问题和家长一直以来不合适的管理方式一定有因果关系。如果家长想管,就一定要改变一下方法,用以前的方法肯定是行不通,因为他目前的状态就是长期以来你所实施的“管”的一个结果。
我女儿圆圆上高一时,圣诞节我们送了她一个便携式CD机,本意是让她学习累了听听音乐。但她经常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歌,还隔三差五地去买光盘,对当时的流行歌手、歌曲了如指掌。以我们自己的学习经验来判断,这样学习肯定要分心。如果是在小学,她这样我们也不着急。
可现在是高中,时间这样珍贵,竞争这样激烈,你要稍懈怠一点,别人就会赶上来。我和她爸爸有些着急,就提醒她学习时最好不要听音乐,给她讲道理说,高中的作业和小学的不一样,不是为了完成,而是为了在写的过程中思考和理解。
第一次说时,她只说她知道了,并说她自己觉得不影响学习。过了几天,我们看她还是天天戴着耳机写作业,有些忍不住了,就又说她。这次她有些不耐烦了,怪我们唠叨,说她自己知道怎样才好,告诉我们不要管她。
接下来好长时间,我们嘴上虽然不说,但心里总是很着急的。我和她爸爸商量后决定,这件事不再去管她,随她去吧。
我们这样考虑:也许她只是新鲜,且现在学习还不紧张,到高二、高三时学习紧张了,新鲜劲也过了,她自然会专注学习。也许是她心理上有压力,用这种方式释放,她现在表现出的松懈是她进行自我调整必须经历的一种状态。
也许她只是迷恋音乐,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会在某一阶段对某个事情产生深刻的迷恋,生硬打断了并不好——在这一切“也许”之上,我们有一份明智:人的学习行为是由两套系统合成的,一套是躯体的,一套是心理的。
用强迫的方法可以让一个孩子坐到书桌前,眼睛放到书本上,手里拿上笔——即使他的躯体都到位了,但没有人能让他的心思也到位。如果不是出于自觉自愿,纵然我们让圆圆收起CD机,她也不会因此更专心学习,相反,心可能会离学习更远。既然圆圆说不影响学习,并说她自己知道怎样才好,我们就要相信她的话。
所以,我和她爸爸互相提醒,管住自己嘴,不再去说这件事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会到,“不说”是件比“说”更难做到的事。孩子的行为每天都在对你的心理形成挑战,这实在需要家长用足够的理智和耐心去消解这件事。
当然,时间长了,我们就真正地不在意,真的忘记去管她了。没注意圆圆从什么时间开始,学习时不再听音乐了,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书架上的CD机落了很多灰尘。
她考上大学后我问起过这件事。圆圆说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作业确实是会分心,这一点实际上她心里一直知道,但开始时就是想听,约束不住自己。到高三时那么紧张,自己从内心就不愿有什么事情打扰学习,写作业时当然就不会再听了。看来孩子心里对什么事情都是有数的,她只要有一颗上进心,有对自己负责的态度,一定会进行自我调整。
结语: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完美独立存在的世界,他幼小身体里深藏着无限蓬勃的活力,他在生命的成长中有一种自我塑造、自我成形的表达潜力,就如一颗种子里藏着根茎、叶片、花朵,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会长出来一样。家长如果有农人的信念和适度,孩子一定会成长得更好。
(本文节选自尹建莉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)
记者手记:
尹建莉:我要退休了
文|每日新报记者 回振岩
与尹建莉相识在三年前,当时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书业排行榜面临“造假”质疑,我打算写一篇调查文章,采访了几位上榜的知名作家,出于对“利益链条”和“人情面皮”的考虑,多数人选择“客气拒绝”或者“言语支吾”,直到采访到尹建莉。她不仅如约受访,也对事件进行了直接和客观的评价,已记不得她当时说了什么,但是那股直爽的从容劲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她思维缜密的同时爱恨分明,感性和理性的线条在她身上同时被展现得十分硬朗,谈到教育时她总是饱含热情,谈到弊病症结时她也从不拐弯抹角,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评价尹建莉“犀利”的原因。我觉得,无论作为“好妈妈”还是“好老师”,这样坦荡、从容的气质总是重要的,透着简单的力量。
不屑于“看不懂”的学术
新报: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是你继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之后的第二本书,可以把它看做“续集”吗?
尹建莉:新书不是续集,可看作是前一部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的姊妹篇。那本是以我女儿为案例主角,第二本则写到更多的孩子。教育生活是无穷无尽的,教育写作就是要概括这些东西,为教育生活提供思路。
新报:相较于“好妈妈”,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更想告诉读者什么?
尹建莉:这本书感性描述略少,理性分析较多,仍采用案例写作的方式,同时继续坚持雅俗共赏的风格。每篇文章的切入口或核心案例往往很小,司空见惯,陈述的道理却比较大,但这种“大”往往归于简洁,而不是繁复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,简化教育这件事,纠正人们习以为常的很多教育错误,让所有的家长都能意识到,美好的教育原来是简单的,自己也可以成为教育专家。
新报: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里你提到“儿时不竞争,长大才胜出”、“规矩太多,难成方圆”、“母爱是个逐渐分离的过程”,不少内容都是与传统有所背离的,我想会有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提法显得有些“危言耸听”。
尹建莉:从一些读过这部书的读者的反馈来看,他们比较集中的反应是本书具有“颠覆”性,彻底改变了他们过去的一些观念。书中所有观点都是我经过审慎的思考后写下的。因为每一篇孤立的文章都篇幅有限,不可能对所涉及观念进行全方位的铺陈。这一篇中没能尽情阐释的东西,可能在另一篇中有比较详尽的论述。这本书有着统一的逻辑和价值观,它的一切论点都建立在经典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之上。
新报: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采取的写作方式依旧是案例写作,这与传统教育家惯常使用的理论写作不同,有业内人士对你过于直白的“支招”也有质疑,认为并非严谨的治学精神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尹建莉:有句俗语叫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。如果把“学术”定义为一般人看不懂,我的书确实不学术,我也不屑于这样的“学术”。学术的归宿不应该仅仅在书架上,应该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。理论不是飘浮在事实之上的高贵的空气,而是潜藏在事情内部的规则和原理。通俗的表达不等于思想的浅陋,学问的本质应该是朴素、简单和明了。我老家有句土话,叫“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”。不接地气的表达往往只是对自己思考不足的掩盖。而案例是最强大的说明体,往往举个案例就可以看出你有没有真材实料。而且案例其实一点也不排斥理论,每个典型案例都包含着某种理论内涵,都表达着某种理论观点。
新报:为什么时隔五年才出版新书,“当红”的作家往往不会这么做。这五年来你都在做什么?“好妈妈”的畅销我想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你的生活吧?
尹建莉:在当下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,我第二本书的写作显得耗时太长,但对于一本专业书籍的写作来说,这也许是个正常用时。之所以写得慢,从外部来说,尽管我对各种诱惑和打扰已作了最大的抵抗,在这五年中,有效写作时间并不多。从内部来说,因我的书要面对的读者十分广泛,如何把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有趣的文字,把专业知识进行通俗而准确的呈现,并且紧贴现实,这是比较艰难的一件事,是耗时较长的主要原因。
中国教育已进入“平板”时代
新报:国内关于家教的作品很多,你觉得自己依靠什么“脱颖而出”?
尹建莉: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中,我常从母亲的角色进入问题,却始终以专业工作者的学识和态度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。
新报:目前来说,国内的家教书还是舶来品居多,而“好妈妈”是为数不多走出国门的作品,你的教育理念更“东方”还是更“西方”?
尹建莉:人类的文化越来越向着融合发展,而人性总是相通的。我的教育思想应该是中西合璧的,我生长在东方这片土地上,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染。而我一直以来研读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,大部分出自西方。我不认为两种教育文化有什么冲突的地方,一切教育如地球上的陆地,表面看各板块距离很远,有大洋相隔,其实大海下面它们全部是相连的。只有深入地看,才能联系地看、简单地看。在学校教育方面,我们当下落后于西方。但在文化传承上,即教育观念上,我们的文化并不过时,早已和世界接轨,如“因材施教”、“无为而治”等,只是普及度不够。反而是很多民间流传的文化糟粕被当做中华文化传播,比如不打不成才之类的说法。
新报:“好妈妈”被卖到国外,是否说明中国的家教观念也在影响世界?
尹建莉:从前两年的“虎妈教育”走红西方,可以反证西方的家教观念并不成熟,或者至少没有比我们高明多少。而“虎妈”在中国被冷落,也可以旁证中国家教观念的前沿性。我收到了除了非洲外各大洲华人读者的来信,在纽约的一家书店也看到自己的书在架上。西方人在文化上还是比较自大,或者说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当下的情况。有一位美国著名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曾主动找我交流,他口口声声要来帮助中国家长,我感谢他的动机,但发现他并不了解中国家长。再看他的作品,好比中国家长已进入平板电脑时代,而他打算捐赠的不过是些老式台式机。
新报:在你自己眼中存不存在“尹式”教育理念?
尹建莉:俗话说,太阳底下无新鲜事,我的教育观没有一样是原创的,所有的观点都可以从经典教育学和哲学中找到出处。我可以独创一个词,如“暴力作业”,但我不能独创一个观点。如果有人声称他独创了某个教育观点,那应该是因为他不知道已有人这样说过。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前人的思想。
新报:看到你在博客上给家长的回信,鼓励家长成为“教育专家”,你当时谈到“专家”不是一个职称,而是一种专业素养。如今,有职称的专家很多,其中出版作品的人也很多,家长怎么选择?
尹建莉:家教书市场较好,所以来这里捞金的人不少。再从学术角度来讲,有些学者之所以研究家庭教育,不过是来占地盘,却没有任何建树。花拳绣腿的骗子很多,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伪学者也很多。我一直关注着家教书市场,在我自己出书前,我就一直在这里寻找好书,说实在的,我几乎没找到,而这也是促使我自己要去写一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写好一本书虽然需要文字技巧,更需要专业修养和诚实的态度。如果在专业写作上,一个人每年都出两三本书,甚至七八本书,“著作等身”,却充满人云亦云的平庸观念,可以肯定他绝没有任何写作诚意,他的作品不过是短期长成的激素鸡。
我也不是完美妈妈
新报:很多读者都很关注你女儿的成长,在她眼中,你是一个怎样的母亲?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?
尹建莉:女儿本科毕业后,去美国一所常春藤盟校读硕士,现在毕业去香港工作。在她成长过程中我肯定也操心,哪个母亲能不操心孩子呢。我女儿并不完美,她也有她的缺点;我也不是完美母亲,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但我们都不在意这些,只要在一起就十分愉快,互相开玩笑,她还会喊我的外号,像姐妹一样相处得轻松自在。此生能成为母女,是多么深的福分,珍惜还来不及,哪有空彼此闹别扭呢。我们还是有中国人比较内向的特质,所以我不好意思问她怎么看待妈妈,她也没正面讲过这个问题。凭感觉,她对父母应该是满意的。
新报:生活中的你怎样安排“课余时间”?
尹建莉:我是个不拘小节的人,对人对事都是抓大放小。我有很多朋友,和大家交往都很愉快,但我不喜欢太热闹的场合,尤其不喜欢长时间没有独处空间和时间。我比较喜欢独自做点什么,看书、逛街、做小手工、画画、写诗等,都是我的业余生活,也是我独自修行的方式。我很贪恋俗世生活,柴米油盐、缝补浆洗等,都是我极喜欢的,都让我内心充满喜乐。
新报: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?是否打算抛离教育家的身份尝试其他类型的写作?
尹建莉:因为前面两本书的写作很累,所以我想就此退休,开始没有工作的生活。当然这只是现在的想法,我不清楚休息一两年后,会不会还有写作或做其他事的冲动。我得留出一大段时间,梳理一下自己的生活,尤其梳理一下思路,等想法清晰了,并且想做,再去做点什么事。我一直喜欢诗歌,曾经写过一些。也许以后会出一本诗集。如果真有这一天,那么我的身份该是“诗人”了。
(本文选自天津 每日新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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